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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日上午，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召开“未成年人审判工作白皮书”新闻通报会，发布《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未成年人审判工作白皮书（2020年至2024年）》，总结分析了该院近五年审理的涉未成年人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的主要特点等，并公布两起典型案例。成立防范校园欺凌工作小组《白皮书》数据显示，2020年至2024年11月，该院审理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45件，判处被告人57人，其中涉未成年被害人案件38件，未成年被告人案件7件；审理涉未成年人民事案件643件，其中，排名前列的案由为抚养费纠纷、变更抚养关系纠纷以及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石景山法院经梳理调研，发现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呈现以下特点：一、性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占比高。在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侵财类犯罪有所下降，但性侵类犯罪已经成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突出问题，性侵类犯罪近五年审结29起，以猥亵儿童、强制猥亵、强奸为主。二、以互联网为犯罪媒介实施侵害的案件逐年增加。近五年来，石景山法院审结3起网络猥亵未成年人案件，审结5起网络结识未成年人线下实施性侵案件，1起谎称出售游戏账号诈骗未成年人钱财案件。三、外部保护缺位，家长“监护不能”现象长期存在。此外，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主要包括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类犯罪与侵财类犯罪，其中寻衅滋事、诈骗、抢劫是排名前三的罪名，未成年人犯罪类型从传统的侵财类犯罪如盗窃、抢劫等，向扰乱公共秩序、侵犯人身权利类犯罪如寻衅滋事、故意伤害犯罪转变，虽然犯罪过程中仍夹杂侵财行为，但未成年犯的主观目的正在由单纯的追求财物转向寻求刺激。石景山法院与石景山区教委签订法治共建协议，在全区50余所学校成立防范校园欺凌工作小组，将普法宣传融入学校日常教育。石景山法院与石景山区妇联共同建立“相伴青春观护站”，聘请社会观护员开展社会观护工作，截至目前已累计在近70件涉未成年人民事案件中开展该项工作，80余名未成年人从中受益，经社会调查观护的案件调解、撤诉率约55%，服判息诉率高达90%以上。12月3日，北京石景山人民法院新闻通报会现场。图源：北京石景山法院引导未成年人重回生活正轨新闻通报会上，石景山法院还公布了保障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和多方合力帮教涉罪未成年人复归社会的两起典型案例。第一起案例显示，未成年人孟某某系张某与孟某（北京人）之女。孟某某出生后，随母亲张某落户外地金沙1970，后孟某以夫妻投靠入户为由，申请公安机关为张某与孟某某办理落户北京。派出所经核验相关证据，作出准予迁入证明，并为张某与孟某某办理入户，落户至孟某某祖父孟大某户内。户口迁入后，孟某某即与祖父共同居住至父母提出离婚诉讼。一年后，孟大某以派出所给孟某某及其母亲张某办理落户未经其本人（户主）同意为由金沙1970，将派出所诉至法院，请求确认派出所作出的户口迁入行为违法，应予撤销。法院认为，根据相关文件规定，办理夫妻投靠入户需申请人与被投靠人同时签名。孟某在为二人办理入户时，与张某系夫妻关系，登记行为具有事实根据，符合法律规定，遂驳回了孟大某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孟大某不服，提起上诉，二审维持原判。石景山法院认为，本案是北京法院少年法庭推进“三审合一”后，审理的首例涉未成年人户籍登记纠纷行政案，也是行、民融合，“一揽子”解决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典型案例。第二起案例显示，某日，被害人赵某某酒后与被告人李某（案发时未成年）在某小区相遇，双方因琐事发生口角，后赵某某用手扇了李某耳光，被告人李某遂用随身携带的弹簧刀扎伤赵某某。经鉴定，赵某某的损伤程度属重伤二级。法院审理后，以故意伤害罪对被告人李某判处刑罚。据了解，案件办理过程中，法官通过社会调查了解到李某系孤儿，缺乏有效的教育和监管，后续帮教乏力。为此，法院充分挖掘未成年人审判融合的工作优势，主动对接辖区帮教基地，委托司法社工对李某开展判后帮教，并帮助李某在爱心企业找到工作，由法院、社工、企业、帮教基地等共同对其进行监督和帮教。帮教期间，针对李某出现的迟到早退、在社交网络上发布不当言论和图片、藏有违禁品等不良行为，法院积极会同团区委、派出所、街道等部门，对李某进行诫勉谈话，并及时调整了帮教方案。最终，专职司法社工通过微信与李某保持日常联系，法院通过引导李某讨论违法犯罪小案例，团区委和街道通过监督考核李某每月完成十多个小时的社会服务等举措，帮助李某逐步提升法律意识，改变自身不良行为。在领到自己第一个月工资时，李某主动将其交给被害人赵某某作为赔偿金，并向赵某某鞠躬致歉。经过法院、社工、帮教基地等多方力量，历时 3 年的持续帮教，李某已重新回归正常生活。（文中案例人物为化名）新京报吴淋姝编辑甘浩校对李立军

进入10月，中国第三大岛崇明岛即将迎来候鸟迁徙高峰，作为今年成功入选的上海首个世界自然遗产、世界最大潮间带湿地——崇明东滩鸟类保护区，成群结队候鸟将会经过这一国际性重要迁飞通道。为全力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安全，上海市公安局崇明分局通过打造“生态警务”4.0升级版，发挥机制优势，在智慧赋能、协同治理、深化宣防等方面不断创新落实落细相关举措，持续织密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非法狩猎打防体系，为世界级生态岛候鸟迁徙提供高质量生态屏障，不断提升群众安全感、满意度。

“稻田附近这些农户私自安装的防鸟丝网，会严重影响鸟类迁徙安全，必须连夜拆除，鸟类给农户造成减产等损失，可以通过相关部门生态补偿等其他途径解决，马上通知拆除！”今年10月，在一次崇明公安分局东滩湿地派出所牵头的联合夜巡中，民警通过智能感知设备及时发现突发情况金沙1970，赶往现场处置，并现场救助斑嘴鸭、绿翅鸭、珠颈斑鸠等被困鸟类。

在申报联合国世界自然遗产审议工作的牵引下，崇明公安分局不断强化非法狩猎打防工作的触角，持续转变以前单纯依靠蹲守巡查的单一手段，积极通过科技手段推进智能化巡查、一体化调度等工作模式，在候鸟主要栖息地周边部署高清视频巡控和红外感应器，构建起全天候、无死角的监控网络。依托人工智能识别系统，高清巡控视频能够自动分析监控画面，识别出可能存在的非法狩猎行为，并立即锁定证据向执勤民警发出预警，成功解决了鸟类迁徙通道和候鸟栖息地巡逻防范广、难度大的突出问题。同时，对于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候鸟天堂吸引大量“来客”引发的因鸟类破坏农作物等新情况、新问题，崇明公安分局依托“三所联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积极推动相关矛盾纠纷闭环化解，持续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

为整合各方鸟类救助资源、完善鸟类救治机制，崇明公安分局积极牵头乡镇、绿化、生态等部门，持续探索建立“部门协同、社会共治”的野生动物保护联合巡逻执法机制，通过加强与辖区各部门的沟通联动，充分发挥在鸟类保护行动中的联合协同作用，逐步实现对东滩湿地、西沙湿地、长江口以及东平国家森林公园等关键鸟类迁徙通道和候鸟栖息地情况的及时响应、全维掌握。为进一步织密候鸟迁徙保护网，崇明公安分局还联合林业、环保等部门及各部门志愿者组织，组建起候鸟保护巡逻队，巡逻队不仅有经验丰富的警务人员，还有熟悉候鸟习性的生态专家和热心公益的志愿者，形成候鸟保护坚实生态屏障。

崇明公安分局始终坚持“预防为主，教育先行”的理念，常态化开展法治宣传，利用候鸟迁徙季为契机开展专题宣讲，通过举办“关爱候鸟、知法守法”主题讲座和各类宣讲活动，形成全社会层面关爱鸟类、学习法律常识的浓厚氛围，同时，崇明公安分局还邀请生态专家一同开展相关宣教活动，深入浅出讲解候鸟知识，培养青少年的生态保护意识。同时，积极组织参与各类社区“候鸟观察”活动，引导市民近距离接触自然，亲身体验保护鸟类、保护生态的重要性。充分依托“网报台微端”新媒体平台制作生动有趣的短视频，介绍候鸟知识和相关法律法规，在公园、广场等人流密集区域设置候鸟保护宣传展板，增强公众的环保意识，号召越来越多的人能够主动参与到候鸟的保护行动中来，形成警民携手、共同守护生态的良好局面，为世界级生态岛候鸟迁徙提供高质量生态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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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某是某俱乐部的发起人之一，刘某是会员。该俱乐部建有微信群，用于会员交流。2023年5月，该俱乐部在微信群内发起西宁信鸽比赛的报名程序。赛前，张某在微信群中表示将以5万元/羽的价格收购西宁比赛的前三名信鸽。6月7日晚，群内成员询问张某“前三名要具备什么条件才收购”，张某回复“要有留种价值的”“只要我看了欢喜的”，还表示他本人喜欢枯鸡黄眼睛的信鸽。有群成员对张某的收购诚意提出质疑，张某又表示“我对我们俱乐部的鸽友是最宽大的，我在南通鸽友群里说前三名，说的是我认可的情况之下”。

刘某的信鸽在西宁比赛中获得前三名，要求张某收购，但张某认为该信鸽不符合有留种价值、枯鸡黄眼睛等条件，拒绝收购。刘某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张某发布的收购内容，属于张某希望和他人发生合同关系的意思表示，发布对象为包括刘某在内等俱乐部微信群内不特定的相对人，内容具体确定，其法律性质当属要约。张某最终确定的其对于俱乐部成员的信鸽收购，仅需满足获得比赛前三名的要求。刘某是符合要约条件的受要约人，其要求张某履行收购义务，视同承诺，双方之间的信鸽买卖合同成立生效。据此，判令张某支付刘某5万元并自行取回信鸽。

第一，该意思表示经历了特定的发展变化过程。该比赛报名后，张某在微信群内表达了收购前三名信鸽的意愿金沙1970，并多次陈述“有留种价值”“枯鸡黄眼”“深雨点毛”“看了欢喜”等条件，在其他会员提出“不作数”“不要相信”“吹牛”等质疑以及渐趋激烈的聊天环境下，最终表态“本俱乐部会员仅需前三名”。这一表态经历了明显的前后变化，系在特定聊天环境下受外界刺激而作出的情急性发言，不能仅以此认定真实意思。

第二，信鸽爱好者收购信鸽通常具有个性化要求。张某作为某俱乐部的发起人和信鸽爱好者，收购信鸽可能会考虑比赛成绩，但通常仍需考虑外形特征、信鸽状态等其他因素，以比赛成绩作为唯一条件收购信鸽不合常理。事实上，张某也收购了比赛第一名和第四名的信鸽，陈述系因符合个人喜好，据此亦可印证张某收购信鸽的初衷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他的最后表态并非真实意思。

张某上述表态是在微信群里作出的，对于在以社交为目的建立的微信群内的聊天内容，应当严格审慎认定其法律效力。除非有特别明确的成立合同关系、接受法律约束的意思表示，不能当然认定聊天内容具有法律约束力。张某上述表示源于群内会员对放鸽比赛的闲聊，并非针对信鸽交易的沟通，整体上仍属于日常社会交往范畴。正如日常生活中的此类闲聊不会轻易被赋予法律意义一样，微信群内的聊天也应受到同样评价，不应直接赋予法律上约束力。

南通中院审理认为，案涉争议的标的物为信鸽，所涉利益不仅具有财产权属性，更涉及信鸽作为活体物的特殊性质以及信鸽爱好者独有的精神利益。每一羽信鸽都是特定物，每一名信鸽爱好者都有个性化的喜好。正因为如此，信鸽交易属于典型的特定物交易，一般发生在信鸽爱好者之间，交易的基础在于个人喜好、眼力以及对信鸽价值的判断，通常需经历磋商、看鸽、缔约、交付等过程，有时还附有饲养、照料等方面的特殊要求。本案中，张某在微信群内表达收购意愿后，刘某未作任何回应，也未与张某单独表达交易意愿。刘某在比赛结束后要求张某收购信鸽，也应当通过磋商达成交易合意，否则不仅不符合信鸽买卖的通常习惯，也会违背信鸽爱好者收购信鸽的特定目的。